悉尼奥运会是人类体育的盛典，也是人类文化的盛典，它把现代体育的各个方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奥运会期间，我一边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奥运转播节目，一边思考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作用等问题。当读到李洁非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上发表的文章《体育何为》时，我感触到人们之间的思考具有某种共同性，觉得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模糊地表达了一些有意思的想法，但似乎有欠深入，有些东西没有说透。在本文中，我打算接着他的话题来谈，着重分析和揭示体育的人文内涵。
首先，体育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需要。
人是自然之子。但自然为人准备的并不只是鲜花、美食、坦途，同样也给人提供了艰难、困厄、险阻。为了生存，人必须具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智和钢铁般的意志。因此，越是较为原始的部落，越注意身体的强壮，使之能够适应复杂、恶劣的生存环境。在现代社会中，来自生存方面的压力可能不像原始部落那样巨大。相反，过于优裕的生活却对人的健康构成了另一种威胁：长期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使人体的物理、生理付出过少，导致人体机能的下降甚至萎缩，因而使人显得身体孱弱和精神萎靡；而且，各种美食的大量摄入，导致营养过剩，使人体显得臃肿肥胖，并由此造成各种疾病，威胁人的寿命和有质量的生存。避免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体育锻炼。
另外，人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动物，而“色”乃其本性之一。从电视台播放的大量动物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雄性动物求偶时，它们之间常常要决斗，强壮、健美、获胜者赢得雌性动物的青睐，获得性和传宗接代的特权。这几乎是出于动物的本能，也是自然界盛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它使自然界永远保持生气勃勃的状态。性在人的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比在一般动物那里重要得多：在人这里，性的传宗接代意义极度萎缩，而男女性别角色的自我认同、情感、快乐、释放等功能则凸显出来。性成为人的生命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之一。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用稍嫌夸张的话来说，西方人嗜性如命。而健康的体魄、优美的体形，是获得异性青睐的重要条件。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都特别注意体育锻炼，体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一，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在国外，我与一位外国朋友谈起，你们西方人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主要是为了对异性有吸引力（tobeattractive）。中国的男男女女现在也能够理解这一点了。
其次，体育本身从古至今就兼有表演和娱乐的功能。
古希腊人认为，“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躯体之中”。他们把具有健、力、美的躯体视为神与大自然的馈赠，是值得为之骄傲的东西，因此成为追求和崇拜的目标。奥林匹亚竞技就是古希腊人崇尚健美的审美趣味的产物。他们认为，谁具有宽阔的胸部，虎背熊腰的躯体，能掷铁饼的结实胳膊，善跑善跳的矫健腿脚，谁就是最美的人。于是，最初的奥运会就成为了展示和炫耀人体的盛会。运动员个个赤身裸体，参加赛跑、赛马、拳击、摔跤、格斗，优胜者获得最高的荣誉。对人体健美的这种狂热追求，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参见胡小明：《体育美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6—57页）我们今天见到的古希腊雕塑作品，其中的人物无论男女，一个个都高大、匀称、健硕，充满力量感。
现代体育更趋于表演化和娱乐化。走进现代的足球场，满场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气氛，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大的表演场，不仅场中踢球的运动员是演员，而且其中的每一个观众也是演员。观众们自觉地支持某个与自己有特殊关联的队，如果没有这样的队，就主观地选定一个，然后把自己的立场、精力、热情投放进去，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投放进去，脸上画着他或她所支持的队的队旗或国旗，手中拿着喇叭或旗子，随着比赛进程而大呼小叫，赞叹声、惋惜声此起彼伏，一时急了，也可能骂骂咧咧，甚至扔杂物、烧汽车、打群架以发泄情感。这是一种群体性的表演，也是一种群体性的癫狂，一种群体性的发泄。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表演、癫狂和发泄都是必要的，它使个体和社会的能量得以释放和宣泄，并带来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当然，对其中的癫狂和发泄因素需要加以引导，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再次，体育中当然含有竞争和对抗性因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凡只是在内者，亦只是在外；凡只是在外者，亦只是在内。一个物或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必须外化，在他物或他人身上表现出来，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外化和表现才能得到确认。而比赛、竞争、对抗，特别是在强者之间的比赛、竞争、对抗，是一个人证明自己、从而获得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的最好途径。
对体育比赛作如是观，运动员就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赛过程本身之上，把比赛当做实现自己和证明自己的机会，当做挖掘和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顽强进取，奋力拼搏，不到比赛结束绝不言败，赛出自己的气势、风格和水平，而不要过多地考虑比赛输赢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或影响。每当我们看邓亚萍比赛时，尽管她个子矮小，但我们常常会被她的那份自信、那种气势所吸引、所感动和震撼。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军团从总体上赛出了气势，这种气势在羽毛球队、乒乓球队、举重队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占旭刚的奋力一举，张军、高棱的超常发挥，吉新鹏的冷静机智，瘦弱的龚智超的满脸热泪，都令人荡气回肠，过程本身的美比最后的结果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相反，有些建立在对手失误基础之上的金牌却并不那么令人激动，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中国女子足球队虽然输了，但孙雯在场上的出色表现，大家有目共睹。瓦尔德内尔在决赛中最终输了，但他通过自己在乒乓球坛二十多年的征战履历，通过在0：2落后时连扳两局，证明了自己这棵乒坛常青树的实力和英雄本色。真正的英雄应该能够坦然接受失败，并且有的英雄正是失败所造就的。例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就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位英雄：一位老人在海上费尽周折，捕获了一头大马林鱼，在拖着它返航的过程中，又遭遇到无数条鲨鱼的轮番攻击。当他最后伤痕累累地到达岸边时，小船同样伤痕累累，而那条大马林鱼则只剩下了一个白凌凌的骨架。在某种意义上，他失败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又成功了，他告诉我们：人不应该那么容易被打败；即使打败了，也不应该那么容易被消灭。
战争和体育比赛中都有争强好胜，都有竞争和对抗，这是它们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也显然有别：如果说战争是残酷的比赛，那么体育比赛则是文明的战争。战争的驱动力首先是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体育比赛的驱动力首先应该是荣誉；战争的后果是惨烈的，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体育比赛并不对参与者构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战争的逻辑就是不讲逻辑，其过程和结局是当事者所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而体育比赛始终是在有明确的比赛目标、严格的比赛规则和公正的裁判监督下进行的。体育比赛自始至终贯穿了严格的理性精神，尽管其中也有裁判不公、兴奋剂丑闻等问题，但就体现“公正、平等、正义”的人类理想而言，体育比赛是在所有人类事务中做得最好的，它为处理其他人类事务树立了榜样。如果在人类其他事务中，其公正、平等、正义的水平能够达到体育比赛中的一半，人类社会将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和冲突，将会更加趋于合理化。
体育的更大魅力来自于它所体现的那种“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精神气概，来自于它提供了人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的机会和可能。奥运会的口号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最充分地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向已有的记录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把一件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或新的记录变成现实。在我看来，竞技体育家、极限运动员与时装设计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家的作用是相同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某种榜样，某种刺激，某种参照，把我们从对以往和当下的迷恋、陶醉、沉湎中唤醒，而不断地去探索新的领域，去尝试新的可能性，向新的记录或新的高峰发起永不停歇的冲击。
一位居住在闭塞山村里的农民，会满意于、陶醉于“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因为温饱解决了，性的问题解决了，传宗接代的也有了，亦复何求？！但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从肉体到精神都会退化和萎缩，不可避免地导致平庸化和侏儒化。当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大海里冲浪，在高山上滑雪，在激流险滩中漂流，进行马拉松长跑，海峡间横渡，玩命式赛车，惊险刺激的蹦极等等之时，我们就会深切地体会到：人生原来还可以活得如此丰富多彩，如此灿烂辉煌，如此震撼人心。并且，正是在这种充满活力的生活中，在这种大胆的尝试和探索中，我们才会获得对人生的新的感悟，发现先前从未有过的快乐。有人眼含泪光，谈起他第一次滑水时的感受：“当我站在水面、拉着绳索而随船飞驰时，我简直快乐得要哭出来了，我从没有想到滑水是这样快乐！”在这个人三十多年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发现，它简直比发现一个金矿还令人激动和快乐，“因为我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发现了自己禀赋的潜能，发现了新的乐趣……”（见《读者》2000年第11期，第1页）步雨青，一位女画家，4年4次徒步走长江，从上海长江入海口至长江源头格拉丹冬，行程13500公里。在完成这次壮举时，步雨青说道：“我的长处只是我发了愿，并且还了愿而已。在漫长的4年中，我感受过了，激动过了，痛苦过了，体验过了，实践过了，升华过了。我感受了生命的许许多多。”为此，“我要以最崇敬的心情，感谢长江。正是她———我的母亲河，养育了我，给了我理想、信念、意志和力量，还有我的全部生命，以及帮助我对生命完成了一次新的领悟。”（见《读者》2000年第11期，第28页）
尽管常常有人高喊体育要与政治划清界限，但这样的界限从来就没有划清过，体育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某种瓜葛和关联。由于体育本来就含有表演、比赛、竞争和对抗等因素。从某个团体、民族、国家中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再也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相应成为某个团体、民族或国家的代表。例如，在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的胜者就被视为民族英雄，音乐家写歌赞颂，雕塑家用大理石塑造其健美姿态，诗人和作家描写其精妙而勇敢的伟绩。在奥运期间还有休战的传统，这是在传播和平、和解的理念，毫无疑问是政治。在现代体育中，体育更是与政治密不可分，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例如，在中美外交史上一度传为佳话的小球（乒乓球）推动大球，这是政治；在悉尼奥运会上，南北朝鲜的运动员携手入场，这也是政治；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取了28枚金牌，被认为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更是政治。考虑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贫穷积弱、受尽屈辱的历史，考虑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曾有很少一些人参加过奥运会、其成绩一塌糊涂的记录，做这样的思考和联想是合理的。并且，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来没有人把某一国家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仅仅视做他个人的行为，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所获得的金牌数与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也常常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问题是，我们的前面所说的体育在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超越方面的功能，以致体育好像就是某些运动员的事情，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尽管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得了28枚金牌，位居3甲，可以称之为“金牌大国”，但若就体育场所和体育设施的规模、民众对体育的参与程度、民众普遍的体育竞技水平等方面来看，中国仍是一个“体育小国”。值得改进和努力之处甚多，任重而道远。
体育本身所具有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它所得到的广泛参与和关注，都使体育不再仅仅是体育，而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功能。现代体育的仪式化、庆典化，更增添了体育的文化色彩。四年一届的现代奥运会，既是一次体育盛会，也是一次文化庆典，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一起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狂欢，全世界人民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狂欢。在不同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会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特点，这表现在奥运会建筑、奥运会火炬接力、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奥运会吉祥物等众多方面。现代体育的这种文化功能，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理解，有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和平，毫无疑问值得发扬光大。
古代体育没有多少商业和经济功能。但当今的社会进入了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时代，而现代体育有如此广大的民众参与其中，凝聚了如此多的注意力，自然也就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具有了重要的经济价值。体育本身现在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导致的后果纷繁复杂，毁誉参半。例如，正是商业、金钱和现代传媒的大量介入，使奥运会在20世纪后半期从一只讨人嫌的丑小鸭变成了一只娇艳欲滴、光彩夺目的白天鹅，成为众多国家争夺的对象，并导致盐湖城奥运申办丑闻这样的事件发生；体育明星本身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也是商业巨星。这既刺激了体育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有些运动员为了成名后的利益，不惜用欺骗性手段如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对此种现象，我的看法是：在现代社会，与商业相分离的体育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发挥商业对体育的促进作用，减少其消极作用，至少在体育比赛中，要绝对做到体育归体育，商业归商业。
综上所述，我认为，体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的重要途径，是人们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巨大而深刻的精神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体育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应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才派生出体育在政治、文化、商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我们不应该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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